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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书写交往交融的新疆篇章
发布时间:17年08月10日    信息来源:兵团日报    编辑: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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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炜炜

新疆当代文化交流的错综性,不仅体现于从属位置各种层级的内部机制上,更表现于文化间接触和影响的交流层面,以空间上混合居住的“互嵌”上升到精神层面交融与认同的“互嵌”,这种交互性影响的文化品质与文化价值就在不断交流中得以升华。以往对于当代新疆多民族文化的研究大多聚焦与中原文化的双向互动,对于同一区域内部的文学生产与文化阐释的交流,我们却疏于关注。这种族群间的文学文化差异与共生共存,对于我们探索文化间的认同与建构,以求增进民族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进而增强各族群众对国家的认同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们以新疆多民族文学为支点,以纵横坐标为不同参照物,来做一个全景式的多民族文学关系的俯瞰。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新疆地区,是惟一一个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四大文明体系汇聚的地方。这主要同由公元前1世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所开辟的中西文化得以接近交流的丝绸之路有关。丝绸之路集古代草原之路、瓷器之路、玉石之路、琥珀之路、蚕桑之路、运锡之路、青铜之路、运盐之路于一身,形成了强大的、多向循环的经济文化覆盖网。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在丝绸之路贸易往来间的经济效益上,但正如有研究者所言“他们将突厥斯坦的快马以及新植物带回到中国去,并且带来了从西方可以获得贵重玉石的好消息。大概他们还带回了一些令人神往的有关印度和波斯的故事”。这种文学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使得新疆的多民族文学在土生土长的过程中,沐浴到各种经典的熏陶,并对世界文学作出了贡献。

据考证,新疆维吾尔族的古典文学作品受到外来文学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古老的希伯来和犹太文学。13世纪维吾尔族古典文学作家纳斯尔丁·拉布吾孜的《圣贤传》,是一部有着72个回目的散文体故事集,其中的寓言故事《末日纪事》,记录了诺亚方舟因被老鼠凿通而使世界面临末日的故事,就带有《旧约全书》故事和传说的痕迹。以新疆多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来看,典型的像《突厥语大词典》与《福乐智慧》,具有极高的民族学、历史、语言、地理、社会民俗等学术价值,由多种语言译出,为各国的东方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据记载,1909年,一个刻有《福乐智慧》诗句的陶罐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乞克村被发现,《福乐智慧》的影响范围之广可见一斑。还有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艺术瑰宝《玛纳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沉淀下来的口传史诗,广泛流传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书中曲折动人的神话传说、习俗歌及谚语和一些古老词汇、族名传说、迁徙路线、各族群间的分布与联系均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欣赏和研究价值。

在新疆乃至全国家喻户晓的阿凡提,很难去判定他专属于哪个民族,他的故事在民间广泛传播,其创作、加工、改造并逐渐完美高大的过程有众多民族的参与。18世纪收集成书后,至今仍有新版本的故事源源不断地添加进来,很难给予定型。正如有学者所言,其典型化“糅合进了类似新疆维吾尔族的毛拉再丁、赛莱伊·恰坎、塔吉克族的毛拉·穆斯派克、塔塔尔族的艾合麦提·艾凯依等许多民族幽默、机智人物的典型特征。”因此,主体的千差万别,造成了文学“形”与“态”的千差万别,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本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也离不开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借鉴。

在新疆区域内部,文学间的交流与影响呈三种形态: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促进、汉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促进及少数民族文学对汉族文学的影响促进。这三种形态伴随着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据国外学者的考据研究,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在楚河、恒罗斯河流域以及新疆天山地带初见青铜时代文化端倪。汉文化影响的痕迹还出现在早期的回鹘碑铭文学中,较早的“铁尔浑碑”与“敦欲谷碑”便有十二生肖及敦欲谷受教并臣服于唐史实的记录。久负盛名的《福乐智慧》也被许多研究者指出具有汉文化的光芒。

在20世纪中叶之前,新疆并没有大面积出现成熟的“现代”形态的文学。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大批的支边青年、工人、农民、转业军人及文艺工作者进入新疆,新疆本土文学在新型民族政策指引和鼓舞下,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新知识、新风尚的洗礼,并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新军和脍炙人口的佳作。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本土传统文化进入了现代化的转型期。在现代化的文化反思中,新疆本土传统文化摒除历史痼疾,承继优良传统,在交流联系中更新,不断丰富和创新着自己。

我们从锡伯族诗人哈拜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间交流留下的痕迹。哈拜的出生地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毗邻,从小与哈萨克族群众接触并共同度过了“文革”艰难岁月,在他的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深厚的情谊:“那难忘的漫长岁月/……我们用自己的肉体/抵挡过血腥的、肆虐的风雪”(《寄伊犁马》)。同时,有着大量的哈萨克族风景、风情和风俗画面:“小毡房,你好/你的阿吾勒,你的牧场/……你喜欢的猎鹰、走马/还有小犊、幼驹、驼羔……”(《小毡房,你好》)。哈萨克族文化的影响在生活的赐予和诗人的追求中一览无余。

就艺术风格和审美趋向的变迁而言,从地域和民族交流上看,东西南北各民族之间的互通和影响因素是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的文艺思想和实践对于丰富汉族文艺创作具有良性作用。先秦时期,作为“言志”和“言情”作品滥觞的《诗经》和《离骚》,实际上就是北方华夏诸族和南方荆蛮诸族创作风格和实践的融汇之作。汉族文学艺术中的唐诗宋词、金元剧曲、明清小说这些体裁的承继,也与当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能动影响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跨越地域民族差异的文化传承不仅是史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和民族性格的重塑也是客观存在的。

反之亦然,对于新疆区域文学而言,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走进来”的汉族作家,他们笔下的新疆书写无不在潜移默化间受到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浸染。如上世纪50年代最早反映新疆少数民族生活并取得较大影响的王玉胡,他从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和启迪灵感,创作出了《哈森与加米拉》《沙漠里的战斗》《绿洲凯歌》《黄沙绿浪》等电影剧本和《晚秋春花》《阿合买提与帕格牙》《热依木坎儿匠》等中短篇小说。

1949年随军进疆的闻捷,他的诗歌集《天山牧歌》与《复仇的火焰》,反映出了新疆少数民族新的时代生活,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闻捷的诗作中,有哈萨克族的民谣、俗语;有古老的劝嫁歌、挑面纱歌;有维吾尔族的馕、蒙古族的酒浆、哈萨克族的马奶子和用红漆盘托出的羊肉抓饭……应该说,闻捷诗歌的成功不仅仅在于“风景画”的艺术效果,更在于对少数民族民间资源的成功转化。对少数民族风景风情风俗的描绘,正是作者跨文化的一种观察体验,正是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才使得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感迸发于心间、跃然于纸上。

在文学新时期,王蒙的表现新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具有浓郁“新疆风味”的作品,其深刻性和幽默性,无疑与兄弟民族作家创作经验的互鉴分不开。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本土、移居、兵团和客居汉族作家的新疆书写,在这里,就不做长篇累牍论述了。

总之,这种相互接触、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总体态势与良性互动的复杂关系,贯穿于新疆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始终。内容形式的丰富繁多,文学形象的生动饱满,文学内涵的独特深刻,文学语言的瑰丽多变,不仅使得新疆多民族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美学质地,也是新疆多民族文学保持活力与魅力并逐步完成向现代转型的动因所在。多民族文学书写彰显出的新疆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的宝贵品质,凸显出新疆文化“一体多元”的结构特征和发展规律,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深厚基础。